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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而不“興”西部高校需要哪些“強干預”

          時間:2021年07月30日 作者:溫才妃 來源: 中國科學報

           

          “實現縮小東西部高等教育之間差距的干預對策是‘強干預’,反之則為‘弱干預’。”作為一種干預方法,弱干預和強干預率先在社會學研究中使用。近日,在云南省高等教育學會和《重慶高教研究》聯合主辦的西部高教論壇上,云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劉徐湘將其引入西部高等教育的論述中。

          圍繞新時代西部高等教育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問題,來自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云南大學、石河子大學、重慶文理學院等高校的110余位專家學者和師生展開了討論。

          那么,究竟政府該在哪些方面實行“強干預”,哪些方面實行“弱干預”?西部高教的辦學出路又在何方?

          分類發展理念先行

          在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歷史上,存在兩起東西部高等教育差距明顯縮小的事件:一是抗日戰爭時期,東部高校向西部的遷移;二是新中國成立后三次重要的布局調整——1953年完成的院系調整,19551957年完成的沿海城市大學向內陸遷移,以及19641971的三線建設的高校向內地遷移。

          劉徐湘將這些事件定義為“強干預”,而將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對東西部高等教育的干預對策可視為“弱干預”。“當前,不能只是對西部進行照顧性的政策支持,而需要以強力的政府行為,干預東西部高等教育發展與布局,從‘弱干預’變為‘強干預’。”

          有哪些西部高教亟待的“強干預”呢?以分類辦學為例。據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魏麗娜介紹,同為大國貧困地區,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于本世紀初形成了清晰的分類體系。以加拿大阿爾伯特省為例,1995年后,該省形成了6個亞系統,分別是大學、公立學院、私立學院、技術專業學院、職業學院及其他辦學形式。

          在這個過程中,地方政府引導鼓勵各層次、各類型高校特色化發展建設,關注公平與包容相關議題,促進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沿著特色化、內涵化道路發展。

          反觀我國,當前西部高教尚存在盲目跟從研究型大學發展、盲目跟從東部高校發展,忽視東西部高校品質差異的現狀。“要在短期內實現均衡發展的目標是一種奢望,盲目地追趕東部高校完全沒有意義。”云南省高等教育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董云川說。

          在論壇上,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洪成文把西部高校大致分為四類。他表示,應鼓勵位于西部的“雙一流”高校(大于20所)、紅色基因高校(20余所)、國家特別幫扶高校(大于21所)、其他類型的高校(小于20所)先發展起來,以此帶動其他西部高校的發展。

          在西部高校的振興問題上,洪成文指出,目前國家實行“雙一流”建設,各省區市實施地方“雙一流”建設,僅是這樣的單杠桿撬動遠遠不夠。

          “西部高校的發展缺少為全體西部高校著想的大規劃。”他表示,20年前,國家因財政緊張,只安排了79所教育部部屬院校。時至今日,隨著國家財力增強,如果增加21所部屬高校,且這21所高校全部位于西部,未來我國高等教育或許會有完全不同的格局。

          洪成文進一步指出,可以將具有紅色基因的高校(如延安大學、湘潭大學、遵義醫科大學、遵義師范學院、百色學院、井岡山大學、吉首大學等)作特殊考慮,如提高其生均撥款等。“因為高教發展需要傳承紅色基因,當地的可持續發展也需要這些高校,而地方財政尚不能優先考慮這些高校。”

          在劉徐湘看來,國家的一些政策在東西部不應該“一刀切”,比如不能禁止所有高校異地辦學,而應鼓勵東部名校到西部高校辦分校,這樣才能為西部高等教育帶來活力。與之相配套的是,西部地區應在土地、稅收等方面給予相應的支持,西部高校則負責具體工作的落實。

          “沒自信”需要干預

          當前,一些發展西部高教的舉措看似“強干預”政策,但在具體操作中仍需要“強弱干預”結合。在論壇上,專家呼吁,當下政府應該給予更多可落地的政策與更切實的幫扶。

          應用型高校是西部高教的生力軍之一。常熟理工學院應用型院校研究中心主任顧永安在論壇上展示了一組數據:我國西部應用型本科高校(211所)占西部普通高校(734所)的比重是28.75%,占比將近1/3;占西部本科高校(309所)的比重是68.29%,占比超過2/3。

          他指出,要振興西部高等教育,如果西部應用型本科高校“不振”,必將使“振興”成為空談。

          2020年,新華社授權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中提到,要在西部地區布局建設一批應用型本科高校、高職學校。

          然而,一些西部省份的管理者對發展包括應用型大學在內的高等教育存在錯位認識。他們認為,理想的應用型大學需要背靠產業,但西部地區產業薄弱,因此應用型高校培養出來的學生很難留在本地工作,最后落得“為他人做嫁衣”。這種觀念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西部應用型高校發展的“手腳”。“這說明西部高校應用型、地方性、開放式的核心理念尚未牢固確立。”顧永安說,事實上,目前一些西部應用型高校滿足當地產業的人才供給的比重尚不足1/3,企業招不到想要的人才,根源在于高校無法培養出企業所需之才,這說明西部應用型高校尚有很大空間可以挖掘。

          在顧永安看來,西部應用型高校發展存在的種種難題中,與結構和能力相比更為嚴重且隱性的問題,存在于干部隊伍的思想理念、精神狀態與工作作風、工作方式等層面。“等靠要、嘆衰調、畏葸不前、執行不力,效率低、效能低,少學習研究、少主動作為;官本位、行政色彩濃;創新創業氛圍不濃。”

          涉及具體操作,顧永安表示,西部應用型高校的發展首先要做好頂層設計。應用型本科院校應該有愿景目標、辦學定位、辦學理念、文化戰略規劃,由此構成的頂層設計,也是高質量發展的起點。

          其次,要聚焦內涵式發展。很多西部應用型高校并沒有想清楚應該怎么落實、定位以及構建體系。這其中需要個性化、更有針對性的發展戰略。此外,還要把握高校的階段特征。

          曾有學者指出,西部高等教育實現突破的關鍵點在于,西部高校要有二次創業精神,尋求體制機制的全面變革。對于西部高教在競爭、超越以及創新時所暴露出的缺少自信等問題,也需要通過“強干預”來建立政策上的自信。

          “挖人”“找錢”尚缺有力保障

          西部高教的辦學之路面臨著外部與內部的雙重困境,從近年的情況看,這其中最突出的莫過于“錢”與“人”。

          事實上,這兩大要素也是政府管理大學的重點。

          在論壇上,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王運來以金陵大學的制度規約為例,指出民國期間政府對大學的管理,主要依靠法、錢、人。反觀如今東部高校之間的“挖人”現象,他依然強調“制度規約”的重要性。“違規搶跑、超越紅線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更易造成不規范競爭。倘若付出代價高,就沒有一所高校敢以身試法。”

          這也需要政府層面的“強干預”。

          雖然目前有東西部高校幫扶、西部學科發展支持計劃、西部研究生教育支持計劃、教師進修計劃、西部大學千名校長海外培訓計劃等一系列扶持動作,但其金額相比“雙一流”建設經費,無異于杯水車薪。

          在洪成文看來,應該鼓勵西部高校自行籌資。然而,現行政策既不鼓勵“錢生錢”,也不鼓勵高校自己去找錢。同時,除了“雙一流”高校之外,也很少用國家的財政補貼地方高校。

          他建議,西部高教發展應設立西部高;I資匹配資金,以鼓勵西部大學自我籌資,即高;I集多少資金,當地政府進行相應或等額的匹配。此外,還可以把西部高校1/3的教學樓拿出,獲得冠名捐款;為西部高校設置講席教授,以此贏得社會和企業的支持;發動海內外校友反饋母校,以擴大資金渠道。

          對于政府而言,他強調,國家級大學要擴容。此外,應給予紅色基因高校適當補貼;將教育部的教育基金會更名為西部教育基金會;同時,把西部高教發展的政策效應倍增化,總結對口扶持工作經驗,將中國特色提煉總結,傳播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中國科學報》(2021-07-277版視點)

          來源: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21/7/364216.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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